5月25日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(qū)且末縣且末小學里的孩子。中青報·中青網(wǎng)記者周浩/攝

2000年，15名畢業(yè)生在保定師專門口的合影。受訪者供圖

5月24日，且末二中，沙塵暴過境時，學生們在課間活動。中青報·中青網(wǎng)記者杜佳冰/攝

今年高考前夕，侯朝茹在高三課堂上，窗外黃沙漫天。中青報·中青網(wǎng)記者杜佳冰/攝

2000年，保定師范專科學校的15名畢業(yè)生在歡送會上各自收到了一捧鮮艷的假花。他們要到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的且末縣教書去。

24年后，且末縣的大巴扎（市場）里，依然開著許多假花店。任何想要在這里做鮮花生意的人，都要先思慮周全。即使是去它所屬的地級市庫爾勒進貨，走新修的沙漠公路，駕車也要7個小時左右。

這個縣和安徽省的面積差不多大。它深埋于中國面積最大的沙漠與昆侖山脈之間，往南去是西藏，西去300余公里，就是樓蘭遺址。

由于偏遠，運送到這里的一切，都要加上額外的價錢。一份大盤雞要比沙漠之外多付幾十元，而鮮花的成本，還要再加上另一層考量。這里的蒸發(fā)量大約是降水量的30倍。即便是扎在路邊泥土里的鳶尾，也要折損花期。

長久存在于這里的，無論病菌、物品或是生命，都已經通過了沙漠的篩選。

在大漠深處生活了24年的侯朝茹——當初的畢業(yè)生、如今的且末一中教師，在去年的9月10日，接連收到了兩捧濕漉漉的鮮花，來自她帶出的第一屆學生。

這是他們20多年來第一次聚會。聚會是曾經“沒少被收拾”的學生組織的，地點選在另一個學生開的川菜館里。他們說，侯老師“還是那樣子”，只是戴上了一副眼鏡。縣城就這么大，眼鏡也是從學生開的店里配的。

這里最不缺普通的學生。而扎根下來的普通老師，卻像沙漠里的鮮花一樣珍貴。

“只有荒涼的沙漠，沒有荒涼的人生”

2000年，且末中學的校長段軍從沙漠里走出來，輾轉全國各地尋找教師。縣里即將升上初中的學生有7個班，而班主任只有1個。

在河北，他見到了一群從保定師專跑來的學生。他們不只沒有見過沙漠，連招聘會也沒見過。這是最后一批國家包分配的師范畢業(yè)生。

面試是以“沙漠的標準”進行的。

比如，“家里有幾個孩子？”政教系的龐勝利回答，有5個，自己最小。他在心里納悶：“這跟當老師有啥關系？”

比如，“有沒有談戀愛？”體育系的女生王建超在打完一套拳后，聽到這樣的問題。體育老師要招兩名，系里另有一個男生來應聘，招聘組把他的名字寫了上去。王建超一看，不對：“他不是我男朋友。”那個名字就被撤下來，換上了她后來的丈夫王偉江。

他們后來才意識到，在沙漠里，老師和植物一樣，能有條件生活下來是最重要的。那里的植物大多根系發(fā)達。為了減少蒸騰，梭梭把全身都進化成細細的枝條，銀白楊的葉片則厚實得像塊羊皮，一面油滑，另一面絨絨的，躲避高溫強曬。

因此，校長段軍招聘的條件有兩點：要出身農村，能吃苦；要多子女家庭，不能讓父母老無所依。

這些年輕的教師后來坦言，他們當時很少有清楚而強烈的職業(yè)理想。鼓動著他們的，更多是對世界的好奇。1999年起，國家決定實施西部大開發(fā)戰(zhàn)略。王建超在電視上看過宣傳片，畫面里有看不到頭的油菜花。她想，怎么還有那么大的地方？河北的村子挨著村子，她最遠只到過石家莊。而龐勝利、李桂枝、丁建新……連保定也沒離開過。“到新疆是偶然，去遠方是必然。”22歲的李桂枝壓根兒忘記了自己不吃羊肉。

幾乎沒有一個家庭支持這些孩子的選擇。直至出發(fā)前，王建超的母親依然拒絕和女兒說話。為了逃避家里沉悶的氣氛，李桂枝去同學家玩了5天。

侯朝茹的選擇則讓父親“強烈地自責”。侯父患病，家境貧弱，女兒的學費是父女兩人一家一家找親戚借的。侯朝茹承諾：“等畢業(yè)工作了，我還。”

沙漠里來的校長說，那里屬于“五類地區(qū)”，工資能有600多元，是河北的兩三倍。侯朝茹算了算，兩年就能還上借款。

這是一場盲目、天真的探索。要去的是個什么地方，路怎么走，多數(shù)人都不清楚，也不在意。

招聘結束后，段軍回到且末驕傲地宣布，自己招到了一個“會武功”的老師。這個“會武功”的教師——面試時打了一套拳的王建超，后來拿到了專升本的錄取通知書，想先去上學，畢業(yè)后再來工作。但通信實在太不方便了。她只有學校值班室的電話，又正值暑假，怎么也聯(lián)系不到校長說這事。最后，只得帶著一身“武功”來報到。考上學的事，她沒敢跟家里提。

2000年8月6日，火車終于把15個雀躍的年輕人帶出了太行山。

一路向西，窗外的綠一天比一天少。空氣越來越干，大家不斷地喝水。第三天，火車到達庫爾勒，他們住了一夜，又上了汽車。去一個縣城應該不會太遠了，李桂枝這樣想著，又看到校長搬了許多瓶裝水上車。

要進沙漠了。看到一只野駱駝，他們興奮不已。吹來一陣沙，他們又驚呼。兩邊沙丘綿延不斷，車子一會兒上坡，一會兒下坡，“像一葉扁舟在波濤洶涌的大海上航行”。

路上，他們第一次吃了新疆拌面。“一會兒就扒拉完了，大家都說吃好了，段校長又說新疆加面不要錢。呼隆一下子，大家都喊老板加面……后來，老板說面沒有了。”化學系的周正國回憶道。

車在沙漠里走了一天，依然沒有到達。兩旁始終是蒼黃的沙。漸漸地，車里的人都不看了，也不說話。氣氛越來越沉悶。到了一處驛站，學生們下車休息，看到標語：“只有荒涼的沙漠，沒有荒涼的人生。”幾個人不約而同地念出聲，之后又靜默。在維吾爾語中，“塔克拉瑪干”意指“進得去出不來的地方”。李桂枝開始有了一些恐懼感。

第五天，車子仍在沙漠里穿行。快到黃昏時，終于離且末近了，綠意蓬勃起來，車里也重新生出豪情。有人帶頭唱歌，甚至有人站了起來。

他們先是看到了一條河。因為這條河，且末自商周時期始，雖歷經數(shù)次戰(zhàn)爭，兩度被風沙掩埋，而文明延續(xù)至今。人們栽樹、建水庫，出土了世界最古老的撥弦樂器，開采出最大的和田玉石。住在鄉(xiāng)下的學生要到縣城上學，得先蹚過河。這里生活著約10萬人，約70%是少數(shù)民族。

車子駛進縣城的時候，街上行人寥寥，路兩旁的銀白楊襯得一切干干凈凈。李桂枝說：“像被沙漠包圍的一處世外桃源。”

學校門前的一段土路被灑上了水。后來的烏魯木齊警察依力亞·吾斯曼，當時的初一學生，站在校門口的隊列中迎接這一批新老師。他有點摸不著頭腦，不知道他們是從哪兒來的。直到高中，他才第一次走出且末縣。

跨越3300公里，山里的青年與沙漠里的少年，就這樣見面了。

仙人掌也會開花

沙塵籠罩下的生活開始了。

當時，這里的沙塵暴、揚沙、浮塵天氣，一年之中長達兩百多天。有俗語說：“一年一場風，從春刮到冬。大風埋村屯，小風石頭滾。”當?shù)厝诉B形容椒麻雞的辛辣美味，也說“嘴里像刮了一場風”。

第一次經歷沙塵暴，李桂枝是被嗆醒的。她起身關緊門窗，接著入睡，再醒來時，嘴里是沙，臉上是沙，枕頭上、被子上、碗里……屋里到處都是沙。

在多數(shù)的浮塵天氣里，風是柔和的。縣城看上去只是有了一場淡黃色的霧氣，不過，是一種能被牙齒感受到的霧。一呼一吸，繞不開沙。有人笑稱，這里的居民每天大概能吃下一塊磚。

無論如何，15名新教師登上了講臺。他們幾乎承包了初一所有科目的課程教學，其中6人擔任班主任。

學校是低矮的平房，課桌雖然凹凸不平，但配起長條凳，起碼是完整的。老師的宿舍被重新粉刷，被褥用品一應俱全。“沒有很大的心理落差。”侯朝茹說。

除了王建超。在保定時，段軍曾跟這位體育老師描繪過學校的塑膠操場和新建的體育館。但到了且末，她什么也沒看到，于是跑去問。段軍拿出一張圖紙說，別著急，就要建了。

后來為了讓家里安心，她在縣城到處跑，最后站在了當時的新華書店——一棟二層小樓房前，拍了張照寄回去。

這些新老師很快得到了學生的偏愛。

因為氣候干燥，上著課，一個坐在前排的“泥猴子”樣的男孩站起來，從兜里掏出黑黑皺皺的衛(wèi)生紙，對著侯朝茹說：“老師你流鼻血了。你擦一擦。”

老師住在學校，學生周末也到學校來。假裝問上一兩道題，李桂枝知道，“真正的目的是找我玩”。

“學生其實也不知道什么是好老師，他們的評價標準就是‘我喜歡’。”李桂枝坦言，“而他們的喜歡，只是因為我們年齡相近”。

等共同的新鮮勁兒過了，才正式進入教育的過程。

這里的孩子基礎薄弱，到了中學，一些學生的拼音還沒完全掌握。他們頑皮的一面逐漸暴露出來：課堂上說話的，扔紙條的，不交作業(yè)的，理直氣壯說“我不會”的，還有干脆就不來上學的。

“當時開家長會，很多家長不來。一個學期，沒有一個家長問我孩子學習怎樣。”李桂枝說。

“我想讓他變好，但是沒有經驗，就束手無策，甚至感到厭煩。”李桂枝在她的《大漠教書日記》中寫道，“學生們帶著戒備的目光審視著我，我也總是帶著挑剔的眼光看著他們。每天上完課，批改完作業(yè)，剩下的大把時間卻不知道該做些什么。”

精神的封閉與空虛，李桂枝說“才是真正讓人感到可怕的地方”。

這里和外界的溝通總是延遲。訂閱的報紙要15天才能送達，“新聞當成歷史看”。親友的信件則要20多天。

學校值班室有一部長途電話。“有急事，越打電話心越急。”辛忠起這樣總結。一般的農村家庭裝不起電話，要先打到村委會或鄰居家，再跑去叫人。話費都付給了等待。2002年，他終于買了一部手機，但帶學生去植樹，又丟在了沙漠里。

一個煩躁的下午，李桂枝離開了學校，朝著車爾臣河的方向走去。路邊的野草黑黝黝的，長得雜亂無章。她想起保定校園里的草坪，嫩嫩的黃綠色，整齊可愛。“為什么且末的草是這個樣子的？”

她站在路邊，想起學校里給花草澆水修理的師傅，突然有些理解了。“是要栽培的。如果學生什么都懂，也不需要老師去教。且末也不會這么缺老師。”李桂枝慢慢走回了學校。她后來才知道，仙人掌也會開花。

看到人，是教育的關鍵一步

這些老師用了24年，去探索怎樣栽培且末的學生。

學校里的老教師說：學生的起點在哪，老師備課的起點就在哪。所以一邊給字詞注音，一邊講課——歷史老師這樣做，數(shù)學老師也這樣做。“知識什么時候、到處都可以學。”侯朝茹說。

除了基礎，也要充當知識的中介。“（學生們）學點地理，知道河南省大概是個什么形狀，但要冷不丁問他洛陽市花，說到牡丹，他可能就不知道。”認知無法代替體驗。侯朝茹說：“接觸太少，沒這個概念。”

起初，這里用電緊張，常常停電，“電視機是個擺設”，學生們接收信息的渠道狹窄。報紙來了，龐勝利把新聞圖片剪下來給學生看。

2001年秋天，新的教學樓竣工，師生們搬進了有暖氣、飲水機和電腦教室的樓里。2003年，學校附近開了網(wǎng)吧，有學生逃課去打游戲。王建超的塑膠操場則要等到2017年。每次體育比賽前，她還是要給土場地灑水。

依力亞·吾斯曼說，是這批老師的到來，讓他第一次知道了“上大學”這個選項。他考上了巴州二中，高考后去了華東理工大學，之后又上了中國刑警學院。

這批老師帶出的第一屆學生，中考排名在全州靠前。這是難得的成績。依力亞·吾斯曼說，他讀初中時，很少看到高年級的學生能考到庫爾勒去。“我們那一屆，就跟批發(fā)一樣地往那邊走。”

“教出過好學生。”龐勝利說，上北大的也有，去香港的也有。這是一個個具體的希望，證明且末能培養(yǎng)出這樣的學生。但從整體來看，一位老師說，且末現(xiàn)在60%的初中生能考上普通高中，剩下的40%上職高。而這60%中的多數(shù)，都穿過沙漠往庫爾勒去。近10年來，和多數(shù)縣中的困境一樣，且末留不住優(yōu)質生源。

這批老師后來陸續(xù)進入高中部教學。2019年，且末中學的高中部遷入新校址，獨立為且末一中。新的校園看上去和外地學校沒什么差別，教室都有塊屏幕，隨時可以上網(wǎng)——但封閉的角落依然存在。考題題干里的“共享單車”“口袋公園”“民宿”……都是學生可以聽懂，但無法理解的概念。

老師們不得不思考：留在這里的學生，該給他們怎樣的教育？

李桂枝在她的《大漠教書日記》中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：學校開運動會，班上的艾尼江參與了1500米的長跑比賽。

“第一圈，第二圈，他都堅持沖在第一個。班上的同學高興地大喊，為他加油。跑到第三圈，我看出他的體力漸漸跟不上了，速度明顯慢了下來。第四圈，其他隊員一個個都從他身邊超過，不管我們再怎樣為他加油助威，他都力不從心。最后，同學們也都覺得沒希望了，都不再大喊，只是唉聲嘆氣。”

艾尼江沖到終點時，沒有人去迎他。他拿了第六名，獨自回來了。“很高興地問：‘老師，我表現(xiàn)得還可以吧？’”

面對艾尼江，李桂枝沒有說話。“他的眼神黯淡下來，一人坐到一邊休息去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他是完全憑著意志力跑完那1500米的，可我還是對他的名次不滿意。”晚上，李桂枝睡不著，翻來覆去地想，“我是不是有點太自私了？我真正關心過他嗎？我在意的只是班級的成績”。

看到人，是教育的關鍵一步。李桂枝承認，這是她的學生教給她的。

培養(yǎng)“普通的勞動者”

天越來越冷了。那是他們經歷的第一個沙漠里的冬天。聽說這季節(jié)經常斷電，蔬菜也很難買到。老師們提前備了蠟燭，買了辣椒、茄子和豇豆，煮熟后晾在房頂上，準備過冬吃。沒想到一晚上被大風吹得精光。

學生們從家里帶來木柴，要在教室里生爐子。李桂枝不會，班上那個調皮到“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”的吐遜江反過來教她。

在這一年，辛忠起留住了一個想要輟學的學生。這個學生后來考入新疆職業(yè)大學，名叫賽買提江·斯迪克——現(xiàn)在是且末縣第六小學的副校長。

辛忠起始終記著這個學生。當上教學管理處主任以后，他很難在學校里順暢通行。“光樓道里走一走都好多事，走兩步，停下來管一下。管了以后感覺還挺好，回去累了，睡覺了，總覺得悄然改變了些什么。”

考出去的優(yōu)秀學生不一定再回來，能成為副校長的學生也是少數(shù)。用老師們的話說，他們更多是“培養(yǎng)普通的勞動者”，使他們心地善良，靠自己的雙手平凡地生活——且末正是這樣建設起來的。

“以前想不通，一個班45個人，作業(yè)為啥才給我交了35本？”龐勝利一開始會生氣，后來發(fā)現(xiàn)，每本各有緣由——有些聽起來像是狡辯，但或許真有這樣的事實：有學生是因為跟某個老師對著干，所以不寫；有些學生雖然不想寫，但也不愿意抄，“他認為抄作業(yè)是沒有意義的，也不誠信”。

在這里，成績不好的學生也可以當課代表。“關鍵是要培養(yǎng)對學科的興趣，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。”教歷史的楊廣興說。在政治課上，龐勝利告訴學生：女孩也享有繼承權。“可以這樣嗎？”她們問。丁建新認為，物理課能讓學生以科學的方式認知世界。即使他們未來種地、放牧，也能夠理解和適應農業(yè)機械化。

侯朝茹班上的“調皮學生”殷勇志，后來開著挖掘機參與了且末火車站、新機場的修建。今年，他的兒子剛走進且末二中校園。

“如果把孩子們都帶出沙漠，這一片是不是真的會成為沙漠？”侯朝茹說，“既然自古以來就有人在這里生活，為什么不讓這些人生活得更好呢？”

20多年過去，這里到處都是和他們有關的人。超市里的收銀員，菜場老板，路上的交警，醫(yī)院、煙草公司、幼兒園、財政局、氣象局……幾乎每個單位都有他們教過的學生。許多維吾爾族的家長不會說普通話，但見了他們，會說“老師”二字。

這是龐勝利所說的，教“普通學生”的幸福——“都是身邊的人”。

學生鄭婉君讀完大學后，放棄了在庫爾勒執(zhí)教的機會，回到了且末的初中教書。她認可自己的普通：“我的文化水平也不高，也不像人家（碩士）研究生、博士畢業(yè)的，到別的地方是微不足道的。但在這里，我能做的更多。”

她班上有個智力缺陷的男孩，一直說：“老師，我傻，我不會。”鄭婉君課后把他叫到辦公室，反復教他說“我不傻”，鼓勵他堅持畫畫。

這樣的方法幾乎是普適的。學校有個叫艾孜的“問題學生”，他的班主任問鄭婉君：只要找不到艾孜，我就會來你辦公室，他就在你這里背生物，你有什么魔力？

“我就是表揚他。”鄭婉君說。她的老師井慧芳當年正是這樣做的。

鄭婉君在高一時患了腦瘤。做完手術回學校后，她的數(shù)學只考了6分，被同學說是“傻子”。父親不舍得再讓她上學，是井慧芳把她留在了學校，告訴她：“可以不寫作業(yè)，但要聽課，不需要考慮太多，學就行了。”

最后，誰都沒想到，“說話慢，走路慢，干事也慢”的鄭婉君能考上伊犁師范大學。

龐勝利說：“教育是要不斷地給人信心。”一個成熟的老師，必須得面對現(xiàn)實。“要實事求是地告訴學生，你所面臨的這個現(xiàn)狀，哪些經過努力可以改變，哪些改變不了。”

為了這些“普通學生”，老師們把自己的職業(yè)生涯逐漸交付于普通。基礎題翻來覆去地講，人生道理口干舌燥地說，考上重點學校的學生屈指可數(shù)，而微末的教育細節(jié)，又難以用績效與考評衡量。龐勝利認為，“教育的效果，或許要等到10年、20年以后才能顯現(xiàn)。”侯朝茹有時會問他：“咱是不是有點阿Q精神了？”

他們到庫爾勒的學校去交流，有人要把電腦上“且末一中”的字樣遮掩起來，怕專業(yè)能力被人瞧不起——他們很少有機會講解難題。但“好老師”來了，也不一定教得了這批“差學生”。年近50歲的辛忠起說，他們是真正從土里長出來的一批老師。

沙漠里的植株低矮，為了扎根，它們把營養(yǎng)都分給發(fā)達的根系。有人用“15粒來到且末的種子”來比喻他們的扎根奉獻。其實，有粒“種子”說：“年輕的時候如果覺得這個地方不好，我就會走。”

20多年過去，他們被一種慣性推著向前。或許不是志向足夠堅硬，而是由于某種柔軟的韌性。

生根

“為什么沒有走？”

這些老師提到了友誼與默契。這種默契包括：幾乎每個人都動過想要離開的念頭，但誰也沒有告訴過對方。

在讓人動搖的原因里，環(huán)境似乎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一個。

心思簡單，又正年輕，往往不容易覺出苦來。李桂枝說，她有時覺得沙塵暴很美。當它將來的時候，天色會由黃轉橙，視野越來越模糊，世界像被籠進一顆混沌的蛋黃里。風并不總是很大，有時只是樹葉擾動。人在外面站一會兒，身上到處落一層沙。

這時候，學生們仍站在操場上說話，上課鈴響了，才慢慢踱回樓里。學校外面，路邊的人就坐在沙霧里吃燒烤，出租車大敞著窗戶載客，騎電動車的人偶爾瞇起眼睛，沙子打得臉疼，也絕不戴口罩。之后，人們像掃雪一樣，耐心地掃去門口、窗臺上的沙土。

“我們挺喜歡刮沙子。”曾經的學生洪萬疆回憶，這是學生們最高興的時刻——沙塵暴嚴重時，學校會放學。就算教室里開了燈，也什么都看不見。他們背上書包結伴回家，在路上瘋跑。“多嚴重的沙塵暴，都不影響我出去玩。”

這個祖籍浙江的“疆二代”，至今沒見過海。“每次回老家都在下雨，哪兒也去不了！我寧愿刮10天沙塵暴，也不愿意下10天的雨。”他在武漢上大學，畢業(yè)后又回到且末，經營父親的眼鏡店。“這兒至少比較干燥。”他說。

且末人與沙塵相處的能力，這些老師也很快習得。午休時間，如果淘氣的學生去渾濁的水渠里游泳，回來時已經曬干，只需抓著他們的胳膊，指甲一摳——出現(xiàn)一道淺白的泥印，就可以安排罰站了。

他們暢快地踢球。一群人跑起來，土操場上沙塵蒸騰，再踢上一腳——球消失了。一隊人站在原地，等土緩緩落下去，再追過去踢。散場時，渾身都是土。

“土嘛，掃掉就沒有了。”隔年來到且末的教師姚娜苗說。“總比老家的霧霾好。”

沙土拌在日子里，一群人工作在一塊兒，下班把班上的學生從頭聊到尾。吃飯在一塊兒，各炒兩盤菜端出來，十幾個人一起吃，有時喝點啤酒。玩兒也在一塊兒，周末騎著自行車去爬沙漠，找個最高的沙丘，仰面躺下，嘆“渺滄海之一粟”。沒有浮塵的時候，夜晚能看到透亮透亮的星星。

接著，他們有了真正的家。

2001年，王建超和王偉江“稀里糊涂”地買了房，總價5萬多元。消息是校長段軍帶來的，貸款是學校幫忙跑的，王建超唯一所做的努力，是和王偉江領了個結婚證，可以優(yōu)先選樓層。但樓長什么樣也不知道，平房才正拆呢。段軍后來坦白：“只要買了房，就說這老師肯定走不成。”

剛來且末10天，縣里就給這批老師發(fā)了當月工資。龐勝利攢了幾個月，買了一臺膠片相機。他與同在一個辦公室的侯朝茹漸漸生出感情，決定結婚。于是在沙漠里拍了一張合影，讓同鄉(xiāng)的辛忠起暑假順路帶回去給父親看。

辛忠起把相片夾在衛(wèi)生紙里，裝進小皮包，夾在腋下——或許這動作像個老板，總之在西安火車站換乘時，包被小偷搶走了。

2002年，他們領證結婚。從保定先后到且末的二十幾位老師里，“成了7對”，大多數(shù)都沒辦婚禮。

龐勝利說，那時候大家急需找到一個情感的寄托。他們了解彼此的脾性，甚至包括血型——且末縣初期沒有血庫。為防萬一，王建超臨產時，同是A型血的辛忠起一直候著。“這是我們的第一個孩子。”龐勝利這樣說。

生活的面向不斷打開、延展，他們開始為更多的人生角色負責。他們很少對自己產生歉疚的心情，但面對孩子卻很容易——他們見不到牡丹花，沒法去口袋公園里玩，繪畫、舞蹈、鋼琴、足球……那時沒有這樣的興趣班。

為了盡力使自己成為一個視野開闊的母親，侯朝茹看網(wǎng)課看成了近視。她學習的結論是，教育是陪伴、理解。“我們什么輔導班也沒上，什么興趣也沒培養(yǎng)，就是陪著他玩。”

隔絕有時候也成為一種益處，使人遵循自己的節(jié)奏。且末聚集著早年間從全國各地來開荒建設的人，糅雜著各種生活方式與文化習慣。“你看著哪一點好，就可以學習它。”辛忠起說。

老師們發(fā)現(xiàn)，很多維吾爾族家庭對孩子的教育以鼓勵為主，“總覺得自己的孩子哪里都好”。他們自信、開朗，大大方方地跳舞。在高考的心愿墻上，一位維吾爾族學生寫著：“心寬福自來。”

辛忠起的苦惱是，孩子似乎受本地環(huán)境的影響，“沒什么競爭意識”。為了讓孩子有一些“疆外的緊迫感”，辛忠起把她送回了河北上大學，“她說太潮濕，吃的東西太咸，沒有拉條子”。

載歌載舞的維吾爾族居民十分懂得享受當下。這里最鮮艷的顏色，是街上女人們亮閃閃的長裙。“他們把生活放在第一位，工作放在第二位。”這令辛忠起也想問，“我怎么不會玩兒呢？”

10年前，由于工作壓力，免疫功能下降，他患上了一種叫作“毛發(fā)紅糠疹”的皮膚病，“像一層漿糊刷在身上又干了”。有人勸他到濕潤的地方去生活，在南方，他確實感覺身上的“盔甲”軟和了很多。但他堅稱，這不是且末的問題。反而是在且末，他能忘掉自己是個病人，甚至忘記年齡。

他說，如果2000年的他見到現(xiàn)在的自己，應該會喜歡，也會驚訝——不是因為有房有車，而是一個農民出身、有些自卑的孩子，能有現(xiàn)在這樣內心的自足。這是被需要的價值感。

沙漠篩選了一群人，又通過24年的隔絕，把這些簡單的心志保留至今。辛忠起說，他們是典型的“大山的性格”：脾氣直，笨拙，容易得罪人，并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。“你可能很少聽過一個人這么多年沒有變。”龐勝利說，“我畢業(yè)的時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，現(xiàn)在仍然是。”

通路與阻隔

在初到且末的講臺上，龐勝利就跟學生說，這里以后會通火車、會有高速公路。而底下的學生懵懵懂懂，不知道火車長什么樣。政治教研組長對此評價：龐老師，你眼界太開。

工作1年半后，李桂枝第一次回家，先是坐了12個小時的汽車到庫爾勒，在火車站排隊等了3天，才買到一張無座車票。在人擠人的車廂里站了4天之后，她恨恨地想：“再也不坐火車了。我再也不要回家了。”

可沿著這長長的路，仍有新的年輕人來。近幾年，且末從疆外招來了三四百名老師。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也為這里源源不斷帶來新力量。

2020年，志愿者郭珊在1年服務期滿之后，正式留在了且末教書。她從四川來，和20年前的那批年輕人一樣向往遠方。不同的是，她經歷過城市的繁華，知道便利的交通并不總是給人幸福。實習時每天通勤，她要在地鐵里待上一兩個小時。而在且末，“時間都花在了人身上”。

且末學生的數(shù)量仍在增加，但老師總算不那么緊缺了。在退休之前，這批老教師將迎來且末中學的人口峰值。“‘硬骨頭’就都被我們‘啃’掉了，‘啃’完退休。”辛忠起說。在這之后，他們想回到河北養(yǎng)老。

現(xiàn)在，且末有了新機場，龐勝利口中的“國家環(huán)南疆鐵路”規(guī)劃也實現(xiàn)了。2022年，和若鐵路通車，結束了且末沒有火車的歷史。同年，尉且沙漠公路也正式通車，將且末縣到庫爾勒市的公路距離縮短了約350公里——可回去的路仍長長的。

為了省錢，李桂枝從來不坐飛機回家。她開車回去至少要三四天，這個時間后來被辛忠起縮短到兩天半。今年年初，他接到電話，得知父親病重，“暑假回的話可能見不到了”。他晝夜不停地開車，終于給父親送了終。

人到中年，父母離世，是近幾年他們的隱痛。心越急切，路越漫長。辛忠起把黑白的“孝”字放在工牌的背面，每天戴著。兩個月前，王建超的母親也因病離世，她至今還處在自責中。

這些年他們有個傳統(tǒng)，一人回家探親，要去看看周邊的其他人的父母。丁建新就是這樣發(fā)現(xiàn)龐勝利家的老屋失修的。寒假結束回到且末，他提醒龐勝利，是不是可以在縣城給老人買一套房？龐勝利立即計劃起來，“老丁給我拿了10萬元，一人拿一點，湊了40多萬元。”最后，房子只花了30萬元。

以前離家前，父親總要給龐勝利寫點字，讓他帶上。“替祖國爭光，為人民服務。”龐勝利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在一些年輕人看來很可笑的，又不是領導題詞。”

2019年，龐父離世。龐勝利一直珍藏著一封信，是他來到且末后收到的第一封來自父親的回信。

信里說：“勝利：你3月9日的來信我于26號收到了，接到你的來信我萬分高興，如同你站在我的面前，高聲地叫爸。”

這個執(zhí)拗的父親寫道：“以后不要提‘不孝’二字，你這是到了祖國需要你的地方。望你不要想家，不要凄涼，那里有你同去的同學。你要努力工作……為建設新疆美好將來，栽上萬朵鮮花。”